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极度濒危语言”的畲语，在世界上的使用者已经不足1000人。

作为保存最为完好、人口最为集中的畲语遗留地，惠州市博罗县嶂背村成了国内外众多濒危语言学者研究的标本。而现在，这里能够流利地用畲语进行日常交流的村民已经为数不多。在他们面前，除了悄无声息地遗忘，一场拯救民族语言的战役正在打响。

畲语断代危机

476名村民住在罗浮山北麓一个寂静的村庄。早些年，它隐藏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现在则通过一条2.5公里长的水泥路触摸着外界的繁华。这里是博罗县唯一的少数民族村嶂背村，一个自古信仰犬头人的畲族村落，如今正徘徊在古老与现代的十字路口。

村外群山环绕，与罗浮山主峰飞云峰遥相对望。尽管地理位置相对闭塞，但通过现代文明的产物——手机、摩托和电视，村民早已过上和汉族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在开阔地种植水稻、蔬菜和番薯，在市场上交易经商，年轻人外出打工，很快娶回了汉族姑娘。

除了村内交流所使用的畲语，51岁的雷松兴已找不到任何可以印证自己是畲族人的事物。他只记得小时候父亲给他讲过，畲族的祖先是犬头人身的盘瓠王，依山而居，耕猎为生。至于畲族历史和民风民俗，他则淡然地摇一摇头，“老黄历喽，谁会知道那些事？”

雷松兴在周边镇上的一家休闲会所打工。每天晚饭后，他需要花45分钟骑着摩托车前往上班地点，第二天早上再骑回来。年轻时，雷松兴嫌种田不挣钱便外出打工，后来娶了一个外族老婆。多年的打拼换来了一栋崭新的洋房，他不想折腾了，便回到家乡照顾年迈的父母，顺便打些散工。但最近，他开始抱怨老板给的工钱太少，“上夜班太辛苦，年纪大了吃不消，那点工钱还不够一家开销，想换工作老板又不让走。”

在外多年，雷松兴的普通话和当地客家话已经说得非常顺溜。而对于本民族语言畲语，除了和本村人日常交流，他却很少开口。“用不上，你去镇上买个菜，人家都是客家话或普通话。”甚至在家里，他和老婆以及两个儿子交流也更多的使用客家话，“小儿子从小跟我在外长大，听得懂畲语但不太会说，只会说些简单的日常语句。”

和雷松兴家庭类似，嶂背村的大部分村民虽然还在用畲语交流，但也面临着民族语言断代的危险。由于传统的集聚生活方式被打破，加之受与外族通婚的影响，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畲语中原有的反映山区生活环境和方式的知识经验表达，不少已在口语中消失。像“电视”“手机”“蛋糕”等现代词汇，只能用客家话或普通话代替。而年轻人甚至不用畲语日常交流，或使用半畲语半客家话。

作为我国东南部的一个古老民族，畲族的人口超过70万，广泛分布于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省。而使用畲语的目前已不足1000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的惠东、海丰、博罗、增城等几个县，其中又以博罗嶂背村居多，且最为集中。

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者毛宗武给出的解释是，因“深居崇山峻岭，很少与外界接触”，这一小部分畲族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而其他大部分畲族由于长期与汉族交错杂居，逐渐改用汉语客家话进行交流。

这一说法得到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范俊军的认可。他同时认为，嶂背村尽管是畲语保留最为完好的地方，但现已处于濒危状态，“如果再不加以保护和留存，再过二三十年畲语可能就会消失”。

集体记忆的遗忘

早些年，嶂背村最有价值的一件“文物”是雷伯祥收藏的族谱，详细记载着畲族传说及族群历史。后来，族谱不慎丢失，此后的族人便无从得知先民的身世。据雷伯祥回忆，他小时候看到的族谱记载，嶂背村的先民来自湖南省潭州府，“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则他徙，无定居。”先民在过去流动垦荒，过着游徙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生产方式在嶂背村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老一辈村民跟孩子讲述老嶂背精彩的狩猎时光时，换来的则是一张张难以相信的惊讶面孔。嶂背村还未从山上搬下来时，打猎和耕种是村民最主要的生存方式。雷松兴的父亲雷海清就是一位典型的畲族猎手。

每逢农闲，雷海清就会和村里人组成打猎队。举行猎前祭祀后，通常一二十个人手持自制的土铳，带着猎犬，浩浩荡荡在山中搜寻猎物。野猪、野鸡、袍子，甚至老虎，在一群猎犬追捕下穿林逃跑，最后被守在路口的猎手一枪毙倒。

按照畲族人传统，狩猎通常采取集体行动、集体分配猎物的法则，击中野兽第一铳者，可分得兽头、兽皮和部分瘦肉，剩余猎物按人数平均分配，包括猎犬也算一份。畲族信奉的祖先和图腾是人身犬首的盘瓠，因此猎犬在在族群中的地位较为重要，他们把祭祀的猎神犬称为“狩猎先师”或“猎爷”，反映出猎犬在游耕狩猎时代的重要意义。

1958年，当地政府为照顾少数民族，动员他们分三批从老嶂背搬到山下定居，狩猎的生活方式才逐渐改变。“本来吃狗肉是畲族的禁忌，但很多村民并不知道有这个禁忌，即使知道现在也不在乎了。”雷松兴说，自己偶尔也会和朋友一起吃狗肉火锅，那些风俗禁忌对他们这辈以后的人不管用，因为他们未曾有过哪怕一天真正的畲族生活。

85岁的雷伯祥是全村年龄最大的男性，是少有的几位熟练掌握畲语又有畲族生活记忆的老人之一。他还记得，老嶂背人有过不少民族风俗，包括仪式众多的婚嫁习俗，如族内通婚，迎亲对歌，头顶米筛入洞房等；逢年过节制作民族传统食物，如过年做糍粑，七月半做啷糍（音译），清明节做艾饭等。

但这些传统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消失。雷伯祥唯一还会的老手艺就是编竹篮。在山上生活时，竹子是畲族人每天都会接触的生活资料。而现在，他更喜欢坐在家里泡茶，以及收看卫星电视里的抗日战争片。

整个嶂背村，族群的记忆只存在少数老人的记忆当中，但年迈的他们也面临着新的威胁：遗忘。几年前还热衷于在路边给小孩讲畲族传说的雷伯祥，如今不太爱出门了，他说年纪大了很多事情讲不清了。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几位年迈的老人面对南方日报记者的寻访，更是一脸茫然，然后摆摆手、摇摇头：“记不住喽，也听不清喽！”

嶂背村很少有人对濒危的畲语和已经消失的畲族文化表示痛惜。老人们曾过着贫穷的山区生活，年轻人更向往外面繁华的世界，这也让他们对古老的事物保持着距离感，“又不实用，没了就没了呗。”

山瑶

这样一个世代沿袭畲语的集聚村落如今已十分罕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汉化的程度。依据民国《博罗县志》记载，嶂背村的先民大约在明朝就已迁址罗浮山地区。

实际上，畲族的起源说在学界一直是一个谜。一个共识是，早在隋唐时期，畲族就已在闽、粤、赣交界的广袤山区聚居，刀耕火种，耕山狩猎。唐代以后，畲族从凤凰山为中心的闽、粤、赣大量外迁，辗转东南数省，逐渐形成今天的分布格局。

目前，国内畲族人分布最多的是闽、浙两省，他们在与汉等族长期杂居相处中，逐步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即便是和博罗嶂背村同说畲语的增城、海丰、惠东等地，由于人口居住十分分散，原生态语言及文化也发生了一些变异，传承难度较大。

多数的畲族人自称为“山哈”，意为山里的客人，姓氏主要以盘、雷、蓝、钟为主。而嶂背村的畲族人自称为“山瑶”，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学界多数人持畲、瑶同源说的观点，即畲族和瑶族同起源于汉晋时代长沙的“武陵蛮”。但无论如何，早期的老嶂背人被边缘化的色彩依然浓厚。

在山区居住时，老嶂背人几乎不与外界联系，以物换物，自给自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他们享受国家民族政策分批搬入汉族聚落，开始了与汉族的杂居相处。起初，由于不懂汉语，他们无法与当地人沟通，生产生活十分困难。凭借着畲族人自古以来极强的适应和学习能力，他们很快学会了客家话、普通话。

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谋生，90年代后形成了一股“打工潮”，农耕方式开始慢慢瓦解。据嶂背村党支部书记雷玉英介绍，除了老人妇孺，年轻人多在东莞、深圳、惠州等地打工，有的甚至定居下来。

而留在嶂背的村民，80年代后也逐渐抛弃了同族异姓通婚的传统。跨族通婚让嶂背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范俊军看来，与汉族通婚让畲族家庭的畲语使用和代际传承受到很大冲击。多数汉族媳妇不会讲畲语，因而大部分家庭不得不转用客家话作为日常用语。

此后的事实证明，努力融入汉族文化的嶂背畲族人很快实现了富裕与自得，但他们却永久性地失去了族群记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教授甘春妍在《博罗畲语研究》一书中表示，博罗畲语的濒危情况并不像其他语言一样，是突变式或老年化的，而是一点点地被替换和侵蚀。不同年龄段的畲族人所说的畲语也是有区别的。畲语在年轻人的使用过程中，正逐步向当地强势方言靠拢。

有学者认为，语言濒危大多是当地社区群众受时代发展影响对放弃母语的自觉选择。范俊军则认为，群众意识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而对本民族语言濒危的意识和觉醒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加以宣传和引导。“语言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民族的根，理应加以保护，尽管有些弱势语言的消亡是不可逆转的，但如不及时继承或保存，将是极大的遗憾。”

使命在延续

希望落在了嶂背村畲族小学的孩子身上。

近20年，前后至少有8批国内外专家学者来到嶂背村进行畲语的考察和素材采集留存。作为嶂背村畲族小学的校长，雷金球说，起初自己并不以为然，但由于一直充当来访学者的畲语翻译，久而久之便对本民族语言产生了“自觉”。

同样致力于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范俊军，此时已关注畲语多年。经过调研广东省各地有畲族人居住的村落，他发现只有嶂背村符合开展双语教学条件。

2011年，范俊军和雷金球一拍即合，决定在畲语小学共建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基地，包括收集语言材料、录制多媒体材料、开展畲语母语教学等。一开始，由于没有课本、畲语教学没有规划和标准，教学几乎难以开展。“老师基本就是和学生们用畲语聊天，学生们也是图个新鲜，效果不好。”

54岁的雷金球是嶂背村为数不多的老一辈知识分子。90年代的时候，村里教学点选聘校长，大部分原职教职工不愿呆在贫穷偏僻的嶂背村，都纷纷离开。出于对家乡的热爱，雷金球选择了留村任教。教学进入困境后，在雷金球的帮助下，范俊军团队开始着手于编写畲语课本，并为学校聘请了一位专职畲语教师。

经过3年多的努力，范俊军团队和雷金球深入到各家各户、田间地头，在全村收集并整理了畲语传统词汇3000多条，日常用句1000多句，并收录了一批传说、故事。终于编订《畲语拼音方案》、《畲语规范词表》，以及畲族语言和文化教材初级版《畲语课本》。2015年10月，《畲语课本》正式走入畲族小学课堂。

畲族小学共有200多名学生，其中畲族学生有50多人，畲语课由原来的每周一节改为每周两节，低年级、高年级分开授课。畲语专职教师蓝榕娣很快发现，尽管学生对畲语的学习兴趣浓厚，但超过一半以上的学生听不懂全程畲语教学，“有时我在上面讲，下面有的学生一脸茫然，就互相问‘老师在说什么？’，然后全班一起哄笑起来。”

“主要是教学标准和课程设置还不够完善，这些需要专业教研人员。”现在，令范俊军最为苦恼的是，目前缺少专业人才，无法科学有效地指导开展教学。而第一册课本编写后，他的团队也回到各自工作岗位，后续的教材编写成了难题。

“语言的教学关键是可持续化，同时不仅是在课堂上，还要在家庭、在村内需求有良好的讲畲语的环境，否则畲语的消失将是不可逆转的。”范俊军建议，当地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把畲语教学编入嶂背村的教育规划，培养畲语专业人才，同时采取一些措施加大宣传，培养村民传承语言的“自觉”。

与此同时，从2012年当选市人大代表的雷金球也开始提出有关建议。他认为，要让畲族群众认识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和多样性，需要逐渐在畲族村开展畲族传统文化的展示、表演活动，培养畲族文化代表作和传承人，让更多的人了解畲族文化。他建议，结合特色新农村建设和文化旅游业发展，打造畲族民族风情村，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实现村民受益和地方发展的双赢。

作为土生土长的畲族人，雷金球时常怀念小时候过年全村人一起打糍粑、说畲语的畲族风情画面。但他内心也在隐隐痛惜，嶂背村的畲族很多遗产恐怕从此不会再有了，而愿景能否实现仍是未知数。他之前去惠东考察时发现，曾经的畲族村只剩下两位70多岁的老人会说畲语了。

他转念一想：“那嶂背村呢？”

【来源】南方日报

【记者】徐乐乐 摄影 王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