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驻卢旺达外交官何泗记还记得那年的春天，新上任的总统在首都附近一座山上，为死难者遗体举行厚葬仪式。他们把乱葬岗里的六千多具尸体都挖出来，用白色塑料布包好，其中女总理和农业部长等体面人物一人一口棺材，普通老百姓的尸骸，则上百具放在一起，装进硕大的一只木箱子。“空气里头都是腐烂尸体的臭味”，作为中国大使站在最前排观看的黄舍骄说这句话时，顿了一顿。

“知道”（nz_zhidao）带你回到百万大屠杀的现场。

1994年4月6日，中国外交官何泗记在遥远的非洲国家卢旺达醒来，照例打开收音机，调到卢旺达国家广播电台的频道。这个刚刚打了3年内战的国家几乎没有报纸，每天只能通过广播了解外面的世界。

“总统的座机被打了下来，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一段沉痛的话语从广播中传出。

“完了，内战又要来了。”

此时，在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担任一个研究室主任的何泗记突然心头一紧，但此时的他，没有料到，此生将经历一场人类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万万没想到总统座机被打下

何泗记初到卢旺达时，北边传来枪炮声稀松平常——从1990年开始，以卡加梅为首的卢旺达反对派卢旺达爱国阵线（以下简称卢爱阵）就开始往南攻打政府军。最凶猛的时候，卡加梅曾经率部打到离首都基加利仅37公里的地方。

战火整整燃烧了3年后，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双方签署阿鲁沙和平停火协定。而作为一个外交官，何泗记清楚地明白，和平协定下有关军队合并和政府权力分配的争夺正愈演愈烈。以总统哈比亚利马纳为首的胡图强硬派，与卢爱阵以及内阁中胡图族温和派的一场政治角力，正开始由公开的战争，转向以暗杀为主要手段的内斗。

大屠杀发生前不久，时任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黄舍骄在官邸宴请卢旺达外交部官员，席间饭桌上有人突然说了一句：“现在连外长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了”。紧张瞬间蔓延开来。

当时，哈比亚利马纳领导的胡图强硬派在内阁话语权上已经日渐颓败。相反，胡图温和派的代表女总理和外长正当势。因此，强硬派对胡图族温和派和图西族的暗杀事件偶有发生。

与此同时，不管是武装反对派卢爱阵也好，胡图政府军也好，都在加紧储备军粮、军备，加强武装。“双方准备大干一场，这样的情报我们是掌握了的。”因此，中国使馆早已做了几套预案。

“可是，总统的座机被打下来是谁也没想到的。”何泗记回忆说。

当时的大使黄舍骄老先生正好到使馆满一年，给国内打了报告回国休假数天。黄舍骄是大屠杀发生前三四天动身离开卢旺达的。

“4月6日，在布鲁塞尔转机间隙，我坐在宾馆里打开电视，看到卢旺达总统座机被打下来的消息。”黄舍骄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躲着子弹去使馆食堂吃饭

大使不在，具体事务由当时的参赞陆曙东主持。很快，根据国内指示，他们成立了留守小组，共七八个人。何泗记是留守小组的领导小组成员。

一开始，中国大使馆只是在观望，除了通知在卢旺达的中资企业人员和中国公民都到大使馆避难外，起初并没有打算撤离。

4月7日，由于认定是卢爱阵打下了总统的座机，胡图族军队和胡图人组成的民兵开始对图西人和胡图族温和派展开报复行动。女总理阿加特和保护她的10个比利时军人惨遭毒手。同一时间，北边的阵地再次枪响。

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所处的山头位于战区之中，住宿区和食堂正好隔了一个院子，工作人员要吃饭时，只能等枪声稀疏时，猫着腰爬过绿化带，一路小跑到食堂吃饭。子弹也常常落到宿舍里。当时的经济参赞说，员工们都吓得晚上睡不着。

后来，所有滞留人员都集中到使馆总部，共四五十人。因为没有足够的床，只能打地铺，男的住大会客室，女的住小会客室。

在4月7日直到12日撤离前的这段时间，何泗记和其他人一步也没有离开使馆。他从使馆的信息渠道听说，比利时、孟加拉、加纳等国维和部队，在没有获得联合国同意的情况下都陆续擅自撤离。

法国的一名上校还给中国使馆打来电话，表示愿意为中国公民提供撤离的军用飞机。结果等来的是两天后法国大使已经在法国领土上接受采访的广播。“我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这位法国大使说。不止是法国，大部分外国使领馆当时都已经全馆撤走。

直到一件事的发生，中国使馆才决定往回撤离。

4月12日早上，何泗记起床往窗外看了一眼，发现使馆门前的大道上停了一大溜车子，一些胡图族上层的人拿着大包小包正在搬行李。“在干嘛呢？”何泗记问了问使馆的本地雇员。雇员回答他说：“这是临时政府的撤离车队”。原来，卢爱阵正在一步步往首都攻打，临时政府打算往西边避难去了。

“这时候我们才正式启动第一批人员撤离计划”。何泗记说，航班早已停飞，只有陆路可选，北边是战区，中国和反对派卢爱阵又不曾交往，于是决定乘车往南去布隆迪。撤离时，使馆车上绑着一面五星红旗，一面白布条扯下来做的白旗。“白旗是为了让路边荷枪实弹的军人明白，不是反政府武装或抵抗力量。

“但他们还是被敲诈了一些财物，所幸生命都没有受到威胁。”留守的何泗记后来听撤离的同伴说起。

“整条路上都是垒起来的一具具尸体，恶臭难耐”

4月12日之后的使馆更加空荡荡，但还算安全，何泗记和留守组只能百无聊赖地待在里面。事实上，直到那会儿，他都没有看到后来世人所知的血腥画面。

但有一天，中国使馆在别处一个仓库的留守人员来电话求助，仓库不时被当地人骚扰，更关键的是，他断粮了。

何泗记必须开车出去给同事送给养。

这是他自4月6日以后头一次走出使馆，看到这个陷入血海的国家。

首都基加利是个很小的城市，但原本不长的路程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情况下变得漫长而令人烦躁。

有的时候是军人扛着枪守卫的关卡，而多数时候是当地老百姓拿树枝或石头拦在路中间设的障碍。

如果不是三番几次会被拦下来并要求摇下车窗，何泗记一点也不想往窗外望——他随即就看到了此前一直听闻的情况，一个个残缺不整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马路边、水沟里，蚊蝇嗡嗡地环绕着那些可怜的肉体。而站在自己车前的活生生的人，装扮乍一眼让何泗记觉得滑稽——他们拿着非洲砍刀、长矛、锄头、木棍等农具，腰间用柳条绑着腰带，头上有些还系着白布条。“年纪小的你甚至会觉得怎么像咱们的王二小。”何泗记说。他们的表情看起来莫名其妙地正义凌然，眼神又的冷漠深邃。直盯着眼珠子望进去，好像是空洞的黑色。

“我没有亲眼看到杀人，”何泗记的口气里，好像有一丝没有目睹那惨无人道之暴行的庆幸。

大概在留守一个月后，事态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留守组也决定撤离。

当时，何泗记和同事是坐了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装甲车去军用机场，坐进装甲车，一点也看不到外头。到了机场等候军用飞机时，一位其他国家的撤离人员问他：“你走了首都到机场那条大道吗？”

“没，怎么了？”老何反问。

“整条路上都是垒起来的一具具尸体，恶臭难耐。”那个外国人用一种惊吓过度的眼神看着他说。

大约在11月，何泗记才回到基加利。

他还记得次年的春天，新上任的总统在首都附近一座山上，为死难者遗体举行厚葬仪式。他们把乱葬岗里的六千多具尸体都挖出来，用白色塑料布包好，其中女总理和农业部长等体面人物一人一口棺材，普通老百姓的尸骸，则上百具放在一起，装进硕大的一只木箱子。

“空气里头都是腐烂尸体的臭味”，作为大使站在最前排观看的黄舍骄说这句话时，顿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