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档案榜上有名,“慰安妇”档案却遗憾落选。这是中国在2015年“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成绩。

对这一结果,此次“慰安妇”档案申遗发起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能够通过一个也是胜利!对‘慰安妇’档案申遗不会气馁,将继续呼吁中国和韩国明年合作申报。”

评审过程很艰难

记者:您对“慰安妇”档案的申遗结果怎么看?

苏智良:很遗憾。以前评审会议结束后多是当场宣布结果,但这一次不是,我们也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上得知的最终消息。可见这一次评选过程中斗争非常激烈。

此次“慰安妇”档案未能通过更多还是日本方面的阻挠和干扰。自从我们提出将“慰安妇”档案申遗之后,日本方面一年来不断的干扰、攻击、阻挠,千方百计的对委员施加压力。在斗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就是重大胜利,已经实现了一个目标。

记者:下一步对“慰安妇”档案申遗还将做哪些努力?

苏智良:我是个历史研究者,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还要继续下去。我觉得“慰安妇”申遗只是一个起点,更重要的是“抢救”这段历史,以及关怀和改善“慰安妇”幸存者的生存状况。

拒绝遗忘人类的记忆

记者:我们的“慰安妇”材料这么多,申请时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苏智良:中国“慰安妇”申遗是二战后亚洲第一次在这个题材的申请。内容上,这次提交的材料多来自日军自己的档案。这样最有说服力,包括很多具体的数据都是日本宪兵队自己统计的。

例如，在日本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的报告中,提到了江南地区“慰安妇”人数以及日本驻军的情况,甚至提到了镇江在1938年2月上旬,进入慰安所的人数、“慰安妇”和军人人数的比例。

记者:“慰安妇”问题申遗对国人的意义在于哪里?

苏智良: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中国,对整个亚洲,对人类都是有意义的。“慰安妇”是20世纪里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整个国家和军队推行性奴隶制度,这个绝对是违反人道的,违反国际法的一个国家犯罪和战争犯罪。

从受害者数量的角度来说,中国和朝鲜半岛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同时也涉及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在亚洲的白人。所以对这个制度,一定要进行分析研究批判,然后吸取教训。

记者:除了这些相对抽象的,对当下有何意义?

苏智良:申遗只是一个项目,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地还原这段历史和真相。在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可能有20万妇女成为日军的性奴,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个数字已经越来越多,如何给这些人关爱是我们要做的。

关怀幸存者已到最后时刻

记者: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的现状是怎样的? 

苏智良:我刚开始调研的时候,全国还有100多位“慰安妇”的幸存者,现在20多年过去只剩下24位了。今年过年前,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还组织了两次探望幸存者的活动,这些老人的身体都很差,住在医院旁边的养老院,天天得去医院看病。

对我们来说,还原历史就是要跟时间赛跑,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慰安妇”幸存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平均有86、87岁,三分之一都卧病在床上,能不能生活下去也是一大问题。她们是被我们遗忘的人。

记者:谁在谁来保障她们的生活?

苏智良:目前为止,中国的慈善基金会包括政府有关部门会对“慰安妇”进行慰问。在农村的村组织也会给“慰安妇”幸存者一些关怀,比如逢年过节,给她们送一些米和猪肉。但这些仍然不够。“慰安妇”幸存者需要的是制度化的援助系统。

早在2006年开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曾经为“慰安妇”幸存者公开呼吁捐款。最初收到美国、加拿大华人的捐助比较多,但到后来捐助的人也逐渐少了。

苏智良的研究简介

苏智良参与“慰安妇”问题的研究缘于1992年。当时他在东京大学研究中国毒品史,一次国际会议,一名日本教授的问题将其“点醒”——“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上海,你知不知道?” 回国后,他马上对“慰安妇”问题进行实地调查。

1993年开始,苏智良对侵华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掳掠中国及其他国家良家妇女充当“慰安妇”这一人间暴行进行资料搜集,并用大量的人证和物证再现了当年150处慰安所情况。22年间,他也经历了“慰安妇”幸存者数量从100多位到现在只剩下24位的残酷事实。

 在此次中国“慰安妇”问题的申遗中,他参与了史料的遴选和整理,并提供了其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到的24张日军拍摄的“慰安妇”照片。

在苏智良看来,“慰安妇”申遗只是一个起点,摆在面前更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和时间赛跑“抢救”这段历史,如何关怀改善“慰安妇”的幸存者的生存状况。